案首。”
四月份的府试，参与考试的人数则更多，考试难度则更难、更高。
毕竟，科举录取的名额有限，科举不仅仅要看自身的真才实学，更是需要看名次和成绩，排名靠前，那就可以被录取成为金榜题名的一员，要是名次不靠前，纵然身怀才学却也是难以高中。
不怕科举的成绩不好，就怕科举排名次的时候，人比人，气死人。
在唐代，国家级考试不分地区录取；地方考试按州的大小选拔考生，一般州的名额为两三人，而长安每次都多达数十人，甚至有时超过百人。
这在柳宗元的《送辛生下第序略》可见：“京兆尹岁贡秀才，常与百郡相抗。”
宋代也有录取名额严重失衡的问题。
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写给皇帝的信中说：“东南州进士取解者，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，两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，是百人取一人。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，而所解至十余人，是十人取一人。”
意思是录取率低的州100：1，录取率高的州10：1。比例之悬殊，令人惊诧。
在录取比例悬殊的地域中，京城一直扮演着“低分洼地”的角色。
以嘉佑五年（1060年）为例，首都开封府的解额（通过地方考试选拔参加国家考试考生的名额叫“解额”）是266人，而陕xi只有123人，广dong只有84人；而且，国子监108人的解额，并不算在开封府内。
国子监加开封府的考生，在国考中登科的人数，占到全部考生的一半左右。
在清代，顺天府的举人名额也一直是全国最高的，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顺天府的名额是185人，文化大省zhejiang只有152人，广dong省为102人。
京城的录取名额，超过任何一个大省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科举制终结。
正因为如此，有些考生就动起了异地考试的脑筋，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到录取名额多的地方参加考试，以增加录取的机会，从而走上仕途改变人生命运。
但是，古代参加异地考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在唐代，法律规定，参加科举考试的所有考生，必须要在本人户口所在地报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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